武汉中院六法官“葬身”盘龙城
发布时间：2010-06-01 19:50:49
来源：民主与法制时报
作者：邓益辉 范涛
武汉中院六法官“葬身”盘龙城
曾经两任院长“前腐后继”的武汉中院，因为执行局的窝案，不得不再次面对舆论的煎熬。
因同一案件，6名执行局法官落马，使得长年来困扰法院系统的执行乱象，暴露无遗。而执行局腐败官员与地产商的勾连，也在此案中露出冰山一角。
翻过了一个别墅成排的小坡，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豁然呈现眼前。这块位于武汉黄陂区盘龙城中心地段的空地，面积400余亩，周围清一色的花园洋房早已拔地而起。
“武汉中院执行局涉案的6名法官，就是‘葬身’于此。”武汉中院一庭长告诉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记者。
从去年5月开始，到今年4月，武汉市中院执行局的6名法官先后落马，均与这块闲置用地有着直接关联。
曾经两任院长“前腐后继”的武汉中院，因为执行局的窝案，不得不再次面对舆论的煎熬。这次执行局腐败窝案的爆发，使得长年来困扰于法院系统的执行乱象，暴露无遗。而执行局腐败官员与地产商的勾连，也在此案中露出冰山一角。
“宝地”成为“肥肉”
“我们赢了！”穿着白色制服的女孩子嘴角一扬，语气中满是自豪。
她是武汉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致丰公司）的一位员工。随着武汉中院执行局6名法官落马，致丰公司重新拿回了盘龙城这块目前市值4亿元的闲置地。
与这块地隔路相望的，是致丰公司已经开发完成的“28街”楼盘，号称武汉市首个商业休闲地产项目。
早在1993年，致丰公司就在此地拿下600余亩地。当时，该公司刚刚成立1年。
盘龙城虽被称为汉口的后花园，有“华夏文化南方之源，九省通衢武汉之根”历史之誉，但当时的黄陂，一直是武汉市的城郊接合带，地广人稀。
据记者了解，致丰公司以每亩不到两万元的价格便拿下这块要地。
但是，这家创始时一穷二白的本土公司，如何迅速筹集出这笔巨额的土地转让金，成为武汉房地产业的一个谜。而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一官员透露，这块地经武汉市国土局批准，出让手续齐全。
2004年，盘龙城大规模开发启动，这里的地价翻着番往上蹦，致丰的这块核心地段的空地成为了“宝地”。
2005年，武汉房地产业在盘龙城开始了“群英会”。纵横、名流、宝安、卓越、致丰、宏宇，一同谋划起了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，制造出一个个暴富神话——花园洋房、联排别墅、独立别墅、大型商业配套项目，各种高端住宅应有尽有。
在武汉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中，2008年后盘龙城将成为生态休闲旅游建设工程体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当时，致丰公司划出200亩地，开发了“28街”。而其余下的400亩地，当时的市值已经达到1个亿。但与攀升的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该区域的配套一直跟不上。
“28街”也成为了媒体曝光的对象。《武汉晚报》在2008年底的一篇报道里说：“电机发电，电压不稳，所有的家电成了摆设；供电时间从早上9点到凌晨1点，其他时间靠蜡烛和手电照明……这离奇的一幕发生在黄陂盘龙开发区的武汉‘28街’社区。”
而当时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，主要是由于销售资金回笼存在问题。
事实上，在“28街”项目开发后，致丰公司早就显现出“元气不足”。
“致丰公司在开发初期时资金就不足，拆迁补偿不到位，农民们迟迟不愿搬走。”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一官员说。最终，为完成该项目，致丰公司负债累累。在2008年5月，致丰公司给供电公司的承诺书上就写着，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就有1383万元。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致丰公司无力开发的400亩地，成为众多地产开发商垂涎的肥肉。
6名执行官员落马
在房产开发商流口水的同时，武汉中院执行局几名法官同样蓄势待发。
“我们当时只欠了2000万的债务，却被查封了一块价值上亿元的土地。”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这是一起典型的执行局“超标查封”腐败案例，随后该地经过评估，最终以低价拍卖给武汉市某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。
“在执行局超标查封土地或房产后，就会迅速找到一家评估公司按市价正常评估，再和与自己有紧密联系的拍卖行达成私下协议，最终确保事先商定的企业中标。”武汉房地产业内人士将执行腐败的流程一语道穿。
此前，“中国第一烂尾楼”事件已经清晰地展现出蹊跷拍卖背后的谜团。
2002年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院，负责解决“中诚广场”的债务纠纷，对其进行拍卖。当年10月，广州商人范俊业控制的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拍卖中胜出，以低价购得“中诚广场”，并很快出手转卖，净赚4亿多元。
当时，外界感觉拍卖存在诸多蹊跷，但并不知其中被人做了手脚。
直至2008年6月，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，因在“中诚广场”拍卖中有违纪行为，被中纪委“双规”。其后，曾利用最高院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的身份，向杨贤才发过指示的黄松有被牵出。消息传出，众人恍然大悟。有报道称，黄松有在拍卖“中国第一烂尾楼”中，受贿数目达到300万元。
另有深圳中院原副院长裴洪泉等5名负责执行的法官，在评估、拍卖过程中收受贿赂，从而引发窝案，开特区法院腐败之最。
武汉中院执行局窝案的情形同样如此。“他们的胃口好大，不是一万两万的小钱，中标企业每次对他们出手都在20万以上。”武汉中院一庭长在接受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说。
而与此前执行腐败案不同的是，武汉中院执行局6名法官的问题，是通过致丰公司的诉讼一步步被揭露出来的。
因为不服武汉中院的“超标查封”，致丰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欲从中标者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400亩闲置用地。
5月27日，在武汉香港路汉口银行大厦17楼，记者见到了致丰公司的一位负责人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官司虽然赢了，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因为地块被查封，影响了我们公司长期的规划发展。”
诉讼期间，武汉市检察院介入此案调查，并指定江汉区检察院办理此案。
记者拿到的一份武汉中院执行局落马官员名单显示，2009年5月，副庭长李绪腊第一个被捕。到了2010年4月10日，副庭长金小璐（女）、执行员胡荣、明君一同落马。几天后，执行局副局长骆国安、执行员史明二人紧接着落马。
同一个法院执行单位，因为同一个案件，短时间内6名执行官员落马，这在中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。
目前，此案仍在江汉区检察院紧锣密鼓的侦查之中，不日将提起公诉。
执行局“耍赖皮”
5月26日，房产商余吉祥接到通知，前往江汉区检察院协助调查。
10年前，他在江岸区开发的一栋大楼被武汉中院执行局查封拍卖。但是，他应得的600万元回转款至今未见踪影。
余吉祥一直在投诉，认为“该案执行中存在腐败行为”，请求“依法落实该项目的回转执行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”。
1993年，余吉祥开发“红日大厦”项目，其后与梅战华发生债务纠纷。
2004年9月8日，湖北省高院作出民事调解。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，余吉祥将“红日大厦1-9层及10层房产抵付其所欠梅战华的欠款，而梅战华则补偿余吉祥600万元。协议约定，梅战华只有付清了余吉祥600万元后，房产才能转移。
此前，该案由武汉中院作出迥异的裁决，在余吉祥未能拿到款项时，要求余吉祥将房产转移给梅战华，并由执行局负责办理。在之后的评估中，这栋大楼的涉案房产价格达到2040万元。
但让余吉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在他还没有拿到回转款之前，大楼已被解封，该大楼又被转卖给了另一家公司。“梅战华直接从法院拿走了本属于我的那笔钱。”余吉祥说。
它提供给记者两份同样出自于武汉中院的裁定书，日期均为1999年11月22日，署名为同一名执行员“殷宪法”。但是，其中提到的抵付款项则分别为“1027万余元”和“1827万余元”。
但法院坚决不承认这是“阴阳判决”，称是梅篡改了文书。实际上，法院随后既没追究梅的法律责任，余吉祥也未拿到属于自己的款项。
“错裁，错执，再错执，这是执行局里某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耍赖皮。”余吉祥瞪大了眼睛，说话时像是连珠炮。
执行局走向前台
武汉信泰房地产公司在土地拍卖中，作为案外人，因为执行局的强行干预转卖土地，损失惨重。
2001年7月7日，湖北省高院判决中英时装公司支付武汉塑料公司房屋转让费352万元，到期后中英公司未能履行。武塑公司随后申请市中院执行，中英仍不能履行债务。
数月后，武汉市中院裁定将中英公司位于新华路面积近5亩的土地折价抵偿给武塑公司。2004年3月29日，武塑公司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该地。
“在经历过海南房产泡沫的冲击后，武汉2003年后闲置房很多，这块地并不走俏。”信泰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第一次拍卖后，这块地无人问津流拍。
4月6日，武汉信泰公司在第二次拍卖中以1340万元竞买。当时信泰公司在这块地周围已经拿下了6亩地，准备连同一起新拍下的地块，开发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。2004年5月28日，信泰公司将该土地过户。
当时，武汉市政府开始对新华路进行改造，这块地迅速升值。信泰无疑做了一笔最划算的买卖。
此时，本应成为维护司法系统公正性最后底线的执行权，却在某些时刻主动走向了台前。
意外发生了，干预者正是武汉中院执行局。巧合的是，该案执行员又是“殷宪法”。
6月29日，武汉中院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认为之前的执行是错误的，随后查封该地产。7月，武汉中院撤销之前的裁定书。到了2006年6月，武汉中院协助执行，要求江汉区房管局将该房产恢复至中英公司名下。房产和土地走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原点。
“没有任何说法，我们就莫名其妙地损失了1300多万。如果法院认为之前执行有错误，应该让中英公司走国家赔偿方式，而不应该从我们案外人处直接收回我们合法取得的地产。”信泰公司满怀愤懑，向中院提出执行异议，但如同石沉大海。随后，他们开始投诉上访。
据信泰公司负责人介绍，全国人大曾就此事向法院下发督办函，但仍然不了了之。此后，该工程无奈停工，“造成的损失无法用数字来计算。”
5月25日，记者在新华路看到，该路段如今已经成为武汉市繁华路段，周边高楼大厦耸立，只有还挂着中英时装公司牌子的这块地产，蜷缩在车水马龙的路边。
武汉中院“前腐后继”
5月的阵雨后，武汉中院大楼被洗刷一新，巍峨地矗立着。路边竖立的宣传牌已经褪色发白，“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”的口号却难以成为这里每一个法官的信条。
2002年，武汉中院因爆发“腐败窝案”而震惊中国司法界。涉案人员中,不仅包括当时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和副院长胡昌尤，还包括副庭长3名、审判员7名、书记员1名和44名律师。
案件在2003年至2004年间陆续判结。法院最后判处柯昌信有期徒刑13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；判处胡昌尤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。而其余11名涉案法官,则分别获刑2年至13年不等。
与此同时，司法机关查明，武汉的一些律师行贿成风。据一位知情律师说，当时有一段时间，一些单位想找自己的法律顾问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人，后来才得知，他们都是因为涉案逃跑了。
2003年8月，有中央领导对此严厉批评：“真是触目惊心！贪官怎么能当法官？贪官怎么能公正执法？贪污腐败是造成执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最不满意的地方。”
这次“窝案”过后，周文轩临危受命，于2003年3月当选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。
周文轩前期的表现让人感觉满意。他表现出“高调反腐”的姿态，不少人认为他“确实动了不少脑筋，花了不少心思”。
2003年4月27日，他又在中院推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改革。65位新任正副处级职位的法官宣誓就职，原有的22位正处级干部易人。
2004年，他又推出所谓的“刮骨疗毒”，如在全市法院系统设立立案接待大厅，公开接待、立案、收费等有关事项；对需评估、审计、鉴定、拍卖的案件，一律采取随机摇号的方式选定中介机构。2005年年初，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整整一年的‘刮骨疗毒’，武汉法官的形象有了新的改善。”
但是，周文轩上任后举起的这面高调反腐大旗，3年后便告倾倒。2007年9月14日，周文轩因犯受贿罪被判刑10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周文轩为解决案件“执行难”这个老顽症，对执行队伍大整顿，部分执行法官或调离、或“双开”。
周文轩曾表态说，解决执行难题，关键要靠一支过硬的队伍。对一些责任心不强、业务水平低、廉政意识差的执行人员，坚决调离。
武汉市法院通过“双向选择”，共清调不适宜执行工作的人员7名。对一些贪赃枉法的执行人员，坚决清理出去。当年4月，市法院一执行员因2002年收受他人钱物的事实被查证后，受到“双开”处理。某区法院一执行员援引废止法条执行案件，被新闻媒体曝光后，该执行员被调离，执行部门的三名领导全被调整。
此外，周文轩还提出对调整后的执行队伍，进行封闭培训，提高业务素质和廉政意识。并组织一些执行干警收听收看《触目惊心的法官腐败案》电教片，进行教育。
而现在，曾经被严肃整顿的执行法官队伍，也难逃被查处的命运。
武汉中院执行局腐败窝案，又一次将法院执行腐败的危害展露无遗。
新的利益共同体
事实上，各级法院中执行局法官的位子往往被视为“危险与诱惑并存”，执行局的权力与风险同步放大。
尤其是在已经处于风口浪尖的房地产行业中，动辄上千万的利益诱惑，往往遮盖了执行腐败的风险。甚至，在圈地运动演绎到白热化时，某些房产商与执行官员打成一片，对于黄金地段的竞争也走向极端。
“武汉中院执行局落马的这些法官，已经与部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地产商勾结，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。”武汉房地产行业一位资深人士对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记者说。
据新华网的评述，随着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案件逐年增多，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具体法律适用问题，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缺乏规定。同时，因管理部门不明确、监督制度不完善，对外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环节出现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。
2009年11月1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意图进一步规范、指导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工作，有效监督对外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活动，切实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最高法的规定犹在耳边回响，盘龙城的喧嚣一如往常。
混凝土搅拌机和电机发动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为新建楼盘工地上的交响曲。游走在这些亮丽楼盘周围的，总是一些皮肤黝黑衣着朴素的近郊农民，但他们住的都是安置房。
雨后的积水填满了致丰公司那块空地上的坑洼，按照房产公司的规划，两年后又将有成片的新楼在此拔地而起。
它山之石来源：http://www.mzyfz.com/news/times/a/20100531/153451.shtml
